作为“电影小子”群体技术分支的代表人物，乔治卢卡斯也并不是只有仅依靠领先特效的巨片，这片子让我想到了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当理性计算到达极致时，感性被贬损到最低处，高干文甚至需要用药物来抑制。免除人性，高干文似乎是确保可控性的条件之一，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意外也频频发生（操作事故及爆炸）。告解/忏悔活动成为一种后现代表演，并不仅仅是因为“耶稣人工智能”不够智能，而是僵硬的机器始终无法替代人。许多看似理性的抉择背后其实都有着某种非理性的动机，处理理性与感性冲突的解决之道从来都不是去除和忽视非理性以确保利益和效率的最大化，而是需要看到人群背后的非理性，寻求一种平衡和出路。影片对现代机器的反思无疑是极为有趣的，相比之下，那些“刺激”的打斗与追车反而显得有些冗余和无必要了。